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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博士读了9年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2019-10-13 00:35:10  阅读:2554 来源:自媒体 作者:灼见

原标题:我的博士读了9年

12

学术这条贼船是一辈子的事,它会自始至终笼罩你的整个日子,请稳重选项。

作者 | 李钧鹏

来历 | 学术与社会(W-Scholar)

01

北卡

众所周知,我国大学生的专业往往不是自己选的。我自小喜爱文学和前史,但在填写大学自愿时仍是写上了“国际贸易”。我有了出国的主意是读硕士期间,其时在武汉大学,详细专业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珞珈山三年是我人生最美好的韶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发现象牙塔是自己真实喜爱的当地。我出自大学教授家庭,在高校大院长大,从小就崇拜有常识的人。但大学四年好像都在背英语和考研(以及羽毛球和摇滚乐)中度过,一向无法对自己的专业提起喜好。直到去了武汉大学,测验开端写学术论文,才真实立志以学术为业。

话虽如此,因为“途径依靠”效果,若不是因为一个极端偶尔的原因,我也不会转学社会学,这儿先不搬运话题了。2003年请求赴美读博,我请求了10所大学的经济类专业和四所大学的社会学专业。在这之前,我对社会学一窍不通,没读过一本社会学作品,也没有修过一门社会学课程,乃至不知道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差异。请求选校时是看着US News的排名随意选的。还算走运,拿到了五六个经济学全奖和两个社会学全奖,包含一个常春藤校园的金融全奖。

这时,周围全部人都劝我读经济学。我的父亲身世欠好,更是忧虑学社会学会给我惹来费事。我从武大图书馆一楼的小书店里买了两本书,一本是周晓虹教师的《西方社会学前史与系统》(榜首卷),另一本是其时红遍我国的福山的《前史的完结及终究之人》(我记住福山在央视做节目,嘉宾是郑也夫教师)。前者读来淋漓尽致,后者一阵不明觉厉。两本书读完,我决议挑选“更好玩”的社会学。一向到了美国之后,我才意识到福山是一名政治学家,而政治学和社会学是两个不同的专业。至于社会学的挑选,我抛弃了密歇根大学,挑选坐落教堂山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原因仅仅是后者规划相对小,感觉或许气氛会更好一些。

北卡在2003年招了15名博士生(包含一名进来几个月就退学的女生),除了我皆为美国学生。关于我这个根柢很差、言语又不通的外国学生来说,榜首学期的社会理论课只能用“凄惨”二字描述。在用英文读福柯、韦伯和帕森斯云里雾里时,我到网上找来中文版,效果发现更读不明白。更要命的是,周围的美国同学上课都是吵架一般的姿势,我却听不明白他们说什么。因为这门课明文规定讲堂讲话计入查核,我想了一个办法,每堂课抢先榜首个讲话,不然一旦他人话匣子翻开,我就完全插不上嘴了。这样测验了一两次,感觉究竟不是长久之计,我终究仍是抛弃了。

不过,言语的改进是耳濡目染的。大约半年到一年之后,我的英语就根本无障碍了。到了第二年,我现已能够和美国学生相同抢着举手讲话,说英语也不再吃力,无需在心里默念很多遍了。不知什么时分开端,我能够看得懂理论了,更爱上了理论。我曾和一个美国同学评论过这个问题,结论是社会理论硬学不来;只需触摸多了,天然就悟通了。

因为之前的学术练习是人口经济学,我入学时天经地义地认为自己会以人口学或经济社会学为方向。北卡的确有实力出众的人口学项目,但榜首个学期的人口学课程却让我听得索然乏味。我一向觉得人口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但计算生命表却让我觉得单调无比,Demography这份刊物上的文章也从来没有吸引过我。现在看来,我或许更感喜好的是Jack Goldstone那种处理人口变量的动态办法,而不是静态的回归剖析。干流人口学之所以难以感动我,或许在于它现已成了一个独立的技术性范畴,而和包含社会理论在内的其他社会学分支脱钩。至于经济社会学,人口学统一天下的北卡从来没有开过这门课。

不过,因为经济学的思维惯性,更因为新准则经济学在其时我国的强力影响,我在整整榜首年都醉心于庞大的理性挑选与新准则经济学的理论构建。记住在社会理论课上,我曾为授课教授没有在很多理论学派中为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理性挑选理论流出方位而感到愤恨,还因在讲堂上说“理性挑选理论能够解说全部”而惹得捧腹大笑。榜首学期社会学研讨办法课的课程作业是一份研讨方案,作为硕士论文的演练。我狼子野心地决议从理性挑选视角调查我国准则的前史变迁。

和美国大部分社会学系相同,北卡没有独自的硕士项目,但全部博士生都要写一篇硕士论文,并在正式的开题辩论和论文辩论后取得一个具有过渡性质的文科硕士学位(M.A.)。进入到博士阶段的第二年,我开端寻觅硕士论文选题。前后换了几个标题,终究决议做一项有关社会运动的研讨。美国文科的学术练习往往不同于国内手把手的师徒传承,而是着重学生自在阅览、自主选题。

我在北卡的导师是朱迪斯·布劳(Judith Blau),大名鼎鼎的彼得·布劳(Peter Blau)的遗孀。说起来她和我国颇有根由,曾于80年代初和老公一同任教于南开社会学班。作为“公共社会学”的忠诚践行者,老太太曾在美国社会学界引起一些风云,但她为人和蔼,常常请我吃饭谈天。有一次吃饭时,正在兴头上的我随口说了一句:“您要是有什么好的选题,请告诉我。”本来喜形于色的朱迪斯脸色一变,严厉地说:“你有必要寻觅自己的标题。”弄得我较为尴尬。

我对社会运动的喜好也纯属偶尔。博士榜首年下学期,系里研讨伊朗革新的查尔斯·库兹曼(Charles Kurzman)开了一门1学分的社会运动选修课。不同于惯常的3学分课程,这门课两周聚一次,并且没有课程论文要求,只需写一份研讨方案,并规划一门课程纲要。我本来觉得这门课和我全无联络,但系里的研讨生会主席给咱们群发了一封电邮,说这门课是教授应同学们的要求而开设,效果开了又没人选,请咱们支撑一下他。我朴实出于“人道主义精力”选了这门课。

记住榜首天上课的路上,我还在想社会运动是不是和社会生物学有关,因为我对“运动”一词的榜首形象是分子运动。(社会运动现在已成为国内学界热门,但在其时关于大都我国人来说但是个新鲜词。)但这门课马上让我感触到了思维上的冲击力,也让我榜首次在社会学范畴找到了兴奋点。这门课只要一本指定用书,便是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与两位协作者编撰的Dynamics of Contention。一章一章地读下来,我很快对社会运动的理论演化和研讨结构有了根本知道。我又乘势买来赵更始教师出书不久的英文作品,读来颇有三月不知肉味之感。我很快写完硕士论文,并顺畅通过辩论。社会运动以及广义的反抗政治就这样成了我的终身研讨喜好。

美国文科博士练习颇有“过五关斩六将”之感,拿到硕士之后紧接着就面对博士资格考试。北卡有几个范畴供挑选,包含社会理论、量化办法、人口学、政治社会学等。每个学生选两个范畴,每学期期末考一门,每门考试都有长达几十页的阅览书单,所以要花上整整一年来预备博士资格考试。我在第三年先后通过了宗教社会学和社会运动两门考试,是同年级14个博士生中(退学的那个女生在外)发展最顺畅的一个。此刻真是感觉春风得意、决心满满,好像30岁前拿到博士学位的方针行将完结。在北卡的前两年,我上了很多课程,包含从初级到高档的三门统计学以及生命进程、社会分层、种族、老龄化、全球化,等等。在很短的时刻内,我从社会学“小白”变成了一个“老油条”。

与此同时,我在教育方面也积累了不少阅历。作为公立大学,北卡对博士教育有不低的要求。除了人口学方向的学生能够在人口研讨中心当研讨助理,其他学生都是前两年当助教,之后几年每学期都要靠走上讲台来保持生计。我在北卡教了三门课,并且是内容完全不同的课,别离是发展社会学、安排社会学和量化研讨办法。这占有了我很多的时刻,特别是量化办法,有必要修改很多作业,每周还有上机和答疑时刻,我第四年上学期的时刻根本都花在授课和改卷子上了。

北卡四年,我还做过两件事。首要,从2006年到2007年,我在闻名的英文社会学刊物《社会力》(Social Forces)当了一年的副主编。这个名头听起来或许有些吓人,但它其实反映了北卡独特的博士生培育机制。这份前史悠久的刊物兴办于1922年,是《美国社会学报》(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之后的第二份美国社会学刊物。它由北卡主办,两位主编均为本系教授,别离担任论文和评论板块。系里每年都会选拔2-4名博士生担任副主编,其间一人专职担任评论。我被选上后,主编问我期望做哪一块,爱书如命的我毫不犹豫地挑选了评论。这之后整整一年,从选书到选作者,这份刊物的评论栏目根本上都由我一个人操作(评论主编的作业首要是给我开的书单和人选开绿灯)。这份作业要求我对社会学各个分支都有比较深化的了解,知道一本书及其作者的重量。为了保证评论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评论栏目不接受投稿,所以我有必要在出书社寄来的几大书架样书中精挑细选,然后向相关范畴的专家约稿。这份作业占有了我不少时刻,却在很大程度上把我培育成了一个社会学“活字典”,我也是乐在其间。

另一件事却要苦涩得多。2005年,我接手翻译朱迪斯·巴特勒的女性主义名著《身体之重》。女性主义本非我研讨范畴,我在接手时却自认为是,认为凭仗自己在社会理论方面的功底,几个月内就能够完结翻译。事实证明这是我犯过的最大过错,这本以不流畅而著称的书耗费了我五年的年月,2010年交稿,2011年才出书。我在读中文学术译本时常常惊诧于译者的草率,乃至常常发现译者直接越过难词、难句的现象。我自己在翻译时总是咬文嚼字、重复权衡,从不敢慢待任何一个语句,任何一个词。这本书的翻译我前后过了四遍。榜首遍译完后,我自觉不满意,又抛开原译文完全重译了一遍,然后对照原文逐字逐句修订,终究再加工了一遍译文。很多个晚上,我来回揣摩某一个语句乃至某一个词的译法,再在嘴里重复诵读,常常整晚只译出一小段,中心的辛苦只要我自己知道。尽管不能说五年时刻全花在了这本书上,但若不是因为这本书,我能够早三年博士结业,却绝不夸张。

北卡社会学系在美国足以跻身豪门之列,但它在学术取向上的保存却让我十分不舒服。假如要找一个以干流回归剖析办法研讨人口学的系所,那就非它莫属了。因为大都学生的喜好都是跟着教授的研讨来,我是整个系几十名博士生中仅有一个做质性研讨的,系里也多年没有开过质性研讨办法的课程。我曾和一个美国同学吐槽,说这么大的一个系居然没有一个学生做民族志,满是人口学。有一次,研讨生命进程的权威格伦·埃尔德(Glen Elder)面对退休,系里揭露招聘人选顶替他的讲席教授职位。三位提名人先后来试讲,其间一位前史社会学新秀以比较前史剖析的办法论为题。我在底下听的时分就看到了身旁教授写在脸上的歹意,发问阶段更是火药味十足。陈述完毕后,我马上知道这位教授没戏了。终究公然聘了一位人口学家。

尽管如此,既来之,则安之,我在北卡的前三年并没有过转学的主意。到了第四年,我一边教量化办法,一边写博士论文开题陈述。我在这时读了人类学家杜磊(Dru Gladney )的几本书,对我国的民族辨认和民族政治产生了稠密的喜好。在和库兹曼教授商议后,预备以此为题编撰博士论文,也很快写完了开题陈述。但是,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2006年11月,就在我预备博士论文开题辩论时,连续发作两件事,一件有关日子,另一件有关学业,让我动了转学的主意。我在一周的时刻内完结了全部请求材料,终究在2007年秋季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人生的改动往往发作在短短几天之内。

02

哥大

哥伦比亚大学对我的吸引力首要在于查尔斯·蒂利。我至今仍认为他是社会学史上最巨大的人物。其实我本计划拒掉哥大全奖,投靠另一所大学,首要原因是忧虑年事已高的蒂利不再辅导博士(我在请求进程中并没有联络他)。但当我先后收到蒂利和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发来的热情洋溢的电邮时,尤其是蒂利教授自动提出当我的导师时,尽管知道这在美国博士招生阶段并不稀有,仍是大受鼓动,决议到纽约继续自己的博士学业。

哥大和北卡社会学系的气氛大不相同。一方面,哥大博士生之间的互动比北卡少得多。北卡社会学系的中心方位是一间宽阔的计算机房,外面是一个厨房。除了供博士生随时上机,它更奇妙的效果是给学生供给了一个交际场所。哥大则没有相似机房,博士生散落在几个小作业室里。包含我在内的博士生很少用作业室,也很少去系里。看似不同细小,实则影响深远。另一方面,哥大在管理上要比北卡宽松不少。在我入学的那一年,社会学系取消了前史悠久的博士资格考试,改以五项要求替代,包含写一篇文献总述、规划两门课程纲要(但不要求授课)、参与一次学术会议并讲话、向学术刊物投一次稿(但不要求宣布)。

哥大社会学系还有一点异乎寻常:它要求博士生在第二年和第三年完结相应的要求,并颁布两个硕士学位,别离是文科硕士和哲学硕士(M.Phil.)。(哥大有一个独立的一年制硕士项目,但那是别的一回事了。)趁便插一句,这儿能够窥见美国文科博士为什么读个八九年是粗茶淡饭——正常状况下,哥大社会学博士生要上整整三年的课,拿两个硕士学位,开端构思博士论文最早也要到第四年了。

我因为入学时现已在北卡拿了一个社会学硕士,哥大不要求我再拿文科硕士(但也相应地把我的奖学金减掉一年),给我减免了大部分学分要求,只需要上社会理论和办法论两门必修课。但我的狐狸性情在这时展示了出来——喜好广泛的我将博士论文完全抛在脑后,在社会学系、政治学系、前史系、法学院、商学院乃至纽约城市大学和社会科学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又选了整整三年的课。假如从一开端就一心一意写博士论文,我的人生轨道又会完全不同。

正是在这段时刻,尤其是榜首年,我对前史社会学和社会科学哲学产生了稠密的喜好,而这又遭到蒂利教授的直接影响。蒂利自己的两个首要研讨范畴便是反抗政治和前史社会学,而他在我入学榜首学期就主讲社会科学办法论这门必修课。在整个研讨生期间,这门课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门课。我不只每堂课都坐在离蒂利最近的方位上,生怕错失他的每一句话,并且课下和他有很多的评论。我对因果机制的喜好正是在这门课上萌生的。

2008年4月,蒂利教授因癌症逝世,我一时觉得失去了主心骨。暑假往后的新学期,我面对换导师问题。开端选校时忧虑的问题发作了,在我感喜好的社会运动和前史社会学范畴,哥大现已没有特别适宜的导师人选了。正好在这时,我读了尼尔·格罗斯(Neil Gross)的新书Richard Rorty: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Philosopher。这本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物传记,而是讨论美国哲学大师Richard Rorty的学术思维以及作业进程背面的社会形塑力。

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触是:本来社会学也能够这样做!我有了从常识社会学视点研讨我国常识分子的主意,并投入系里仅有研讨过常识分子的吉尔·伊亚尔(Gil Eyal)门下。尽管伊亚尔其时的研讨课题现已转向美国自闭症的大迸发,他早年对东欧(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常识分子的研讨却充满了社会学的想象力。我的朋友吕鹏曾翻译过他和他的教师伊万·塞勒尼(Iván Szelényi)以及同门合著的《无需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该书是研讨东欧转型的上乘之作。

03

选题

转瞬到了第三年,通过一年多的布景阅览,我顺畅完结了一篇关于常识分子社会学的文献总述(部分内容曾以中文宣布于2011年的《社会》杂志),该考虑博士论文的选题了,而几年前在北卡构思的民族政治研讨现已完全被我抛于脑后。我开端的计划是以经济学家杨小凯为研讨方针。一方面,杨小凯是自己出国前最怀敬意的华人经济学家,阅览过他的很多作品;另一方面,从“左”到“右”,从张狂的造反派到忠诚的基督徒,杨小凯的传奇阅历好像能够折射出我国社会变迁的许多方面。但是,这一主意马上被新的导师否决了。伊亚尔开门见山地对格罗斯的研讨途径表明不赞同,认为社会学不能只研讨某一个人,而有必要研讨一个集体。我尽管心有不甘,却并没有坚持。通过几个星期的重复取舍,我决议以我国当代自在主义常识分子作为研讨方针。

我在90年代末读大学时就对我国思维界的争辩有所喜好,但只限于开端的了解。虽自认为关心时政、忧国忧民,我对政治和思维界的重视并没有超出一般文科学生的程度。到了美国之后,我从网络上常常感触到我国思维界的左右敌对,但自己生性不喜争辩,所以对“我国向何处去”这类庞大议题仅仅远远地张望罢了。应当说,我之所以研讨我国思维界,起点并不是政治关心,而是学术旨趣。这其实也和我的自我审视有关。我在不同阶段从前别离痴迷于马克思和哈耶克,乃至基督教思维(以及前面说到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我的这些思维倾向来自何处?我对毛泽东年代的观点是怎样构成的?我自己也猎奇不已。推展开来,为什么理性挑选理论在我国大行其道?为什么哈耶克在我国的追随者显着多于西方社会?一个人是怎样成为“左派”或“右派”的?我国语境下的左派和右派又是怎样构成的?从常识社会学的视点看,这些问题真实是有意思。我在一个月内就写完了博士论文开题陈述,并于2010年5月顺畅辩论。在辩论会上,导师直接说:“你现已预备成熟了,夏天能够去我国做一年的郊野研讨了。”这让本来认为还要花一年时刻做理论预备的我颇感意外。但已然导师开口,我就拾掇行装,在夏天回到老家,并于10月份北上,在中关村租了一个单间,开端了近一年的郊野作业。

04

访谈

尽管我的郊野研讨包含参与式调查的内容(我参与了不少常识分子的私家集会,听了很多讲座,还去乌有之乡书店“探过底”),但这一年最首要的作业是访谈。从2010年10月到2011年7月,我访谈了六七十位闻名的公共常识分子。尽管以自在主义者为主,作为参照,我也采访了10位左右的左翼常识分子。限于篇幅,这儿就不胪陈我的样本选取和访谈规划了。

记住郦菁曾谈到她在北京采访经济学家时所遇到的波折,我的阅历却较为不同。我根本是从网上找到访谈方针的电子邮箱(也因而练就了一身网络查找名人电子邮箱的身手),直接给他们发电邮毛遂自荐并约访谈,没有打过一个电话,也没有任何中心人帮忙。尽管有一些人不予理睬,也有个他人直接回绝,但绝大部分联络方针都爽快地容许了我的访谈聘请。

当然,我的访谈方针形形色色,经济学家只占其间一小部分,但张维迎、茅于轼等大牌学者的和蔼可亲仍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形象。不过我注意到一点,整体而言,自在主义常识分子的敞开度比新左派(或许外人眼中的新左派)要高不少,杳无音信的状况往往发作在闻名的新左派常识分子身上。这儿并没有任何价值百科判别之意。事实上,我遇到的最没有架子、最文质彬彬的访谈方针之一便是被很多人称为新左派代表人物的汪晖,而架子最大的三个人中有两位都自称自在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访谈进程之顺畅乃至出乎我的预料。不知是不是我容颜厚道的原因,大部分访谈方针都侃侃而谈,许多访谈继续了好几个小时,最长的一次访谈从下午五点一向进行到清晨一点。

带着满满的访谈材料,我在2011年9月回到了纽约。关于现已有了博士论文根本结构的我来说,此刻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两年内完结博士论文好像手到擒来。但就在这时,我就像一个晃过全部对手的球员,在离空门近在咫尺时,却再也无力迈出临门那终究一脚。此前一向功率很高的我,在这之后四年半的时刻里却没有为博士论文写出一个字。关于美国的文科博士生来说,最深的领会或许便是年月飞逝。十年八年曩昔,弹指一挥间。我时常想,那些被判刑10年的人其实也没那么折磨,我自己的10年不就这么过来了吗?其实我这几年并非一点事都没做,但做的都是和博士论文无关的事:宣布了若干篇中英文论文,和朋友协作进行了一项前史社会学家访谈项目,并在哥大开设了一门本科课程。我的朋友刘骥曾说延迟是躲避的体现,现在看来的确如此。每天翻开电脑,想起博士论文就心慌意乱,所以忙起了其他工作。不只如此,我总是以预备缺乏给自己找托言,不断看相关材料,脑子里一遍一遍想论文怎样写,却一向不肯动笔。系里的明星教授彼得·比尔曼(Peter Bearman)曾在重生入学时提示咱们文献阅览一定要恰到好处,现在看来真是深入的真理。

05

翻译

除了上面说的,我这几年干的最重要的两件事仍是翻译。我在译完巴特勒之后,曾劝诫自己再也不做翻译。但在国内做访谈期间,住在中关村图书大厦周围的我买了不少译本,其间就包含蒂利的几本书。这几本书的翻译或多或少存在问题,我所以自动联络出书社,将蒂利的《为什么?》和《功与过》翻译了出来。前者现已于2014年正式出书,后者因为出书社原因至今不见天日。这两本书的翻译又花去我大约两年的完好时刻,每本书的译稿都被我逐字逐句至少过了三遍。写到这儿,我真实仰慕那些一年能翻译好几本大部头的人。别的,我还和朋友合译了两本书,一本归于政治学范畴,另一本则是哲学专著。这些都是我游手好闲的效果。

因为各种机缘,我还主编了三套译丛,别离是《剑与犁》译丛、《前史-社会科学译丛》和《米尔斯文集》。尽管从今年起才将连续问世,这三套书却运作了好几年。无论是书目的选定、译者的挑选和译稿的审校,我都投入了很多的汗水。从一开端,我就给自己定下一个方针:不做挂名主编,而要亲身审校每一本书,保证每一本书的翻译质量。这说起来简单,真做起来却是个无底洞。以其间一本书为例,译者很快完结了翻译,但在校正进程中,我的完美主义强迫症一发不可拾掇,花了一年多时刻完全重译了整本书。这但是临结业前的整整一年多啊!记住2015年那个酷热的夏天,我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赤膊上阵,一边汗流浃背做翻译,一边不断责备自己愚笨备至。

06

结尾

2016年2月,导师给我发出了终究通牒,要求我在6月30日有必要辩论。我又花了两个月将各种翻译收尾,总算在4月中旬抛开全部庶务,不接任何电话,退出全部微信群,开端了迟到的博士论文写作。

在这两个半月的时刻里,我写完了正文超越10万字的博士论文,写完后遽然发现自己眼睛现已老花,青丝也张狂地长了出来。究竟酝酿了好几年,每一章的内容都已纯熟于心,所以真到了逼自己写的时分,并不会花太多时刻。

尽管如此,顶着巨大的压力,我每天晚上坐在电脑前,一边掐着指头算截止期,一边用力回想脑中想了好几年但一向没有写出来的东西。每天晚上独守孤灯,要不是有肖邦的钢琴曲陪同,真觉得自己会精力溃散。这两个半月是怎样过来的,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提过。其实,直到这时,我仍是没有学会怎样把握时刻。因为每天都有很多时刻无法会集注意力,我开端以看闲书来摆脱。我在两个半月的时刻里购买并阅览了几十本哲学作品,算下来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刻居然超越论文写作。写完论文,顺畅辩论,我却没有一点点的爽快,只感到阵阵懊丧。假如几年前就抓住,论文的质量不会是现在这个姿态,自己也早在某个当地任教,老妈也能够来参与结业典礼了。

本该就此打住,信任朋友们都能看出我想传递的信息。但仍是向年青朋友简单说几点吧:

榜首,学术这条贼船是一辈子的事,它会自始至终笼罩你的整个日子,请稳重选项。

第二,尽管如此,没有日子,博士学习和今后的日子会十分凄惨,所以要有喜好,并要善待亲朋。

第三,美国文科博士要阅历适当绵长的进程,决议你终究胜败的不是学术天分,而是性情和心态。

第四,做学问贵在收心养性、抓住时机。假如学术圈只要刺猬,那会十分可悲和无味;但在成为狐狸之前,请先强逼自己做好刺猬。

第五,没有写成文字的思维是最廉价的。

本文选自学术与社会(ID:W-Scholar),作者:李钧鹏。见经授权发布。

◐◑刚刚《走近科学》剧终!咱们都误解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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